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达2.21亿人。
其次，美国目前经济处境艰难给予了我国评级机构树立自身权威的机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虽然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运行机制本身出了问题，但标准普尔、穆迪、惠誉这世界三大评级机构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疑是助推世界经济颓势、扰乱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力量。
要获得较高的信誉，信用评级机构就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才有可能得到市场的认可。目前，欧洲的本土评级机构建设正在全速推进，欧洲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计划组建一个由25家企业参与的集团，每家企业出资1000万欧元，建立一个欧洲信用评级机构，以抗衡三大评级机构，预计2012年第二季度即可发布首项主权信用评级。进入专题： 信用评级 金融战略 。同时，还面临着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债危机、地缘政治风险等诸多外部风险，未来的经济发展之路将充满崎岖与坎坷。当这张网达到一定复杂程度时，某个节点上的个体对其他节点个体的信用程度将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因为要获得所有相关个体的信用程度信息实在是一项专业化程度甚高并且信息量庞大的工程，此时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第三，应该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定位信用评级机构的重要作用。目前在经贸领域已经有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彰显着美国的野心，其是否将在金融领域进一步遏制中国值得警惕。①相比之下，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既能够跟现行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相适应，同时也符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这些工具的目的是在经济衰退、银行资产收缩的阶段降低拨备和资本要求，以缓解信贷紧缩、平滑经济波动。在地缘经济实力对比缓慢变化、国际金融政策协调混乱的组合下，世界各国各自为政，形成割据的保护主义格局。二、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从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国际货币格局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货币替代的过程。在经济寻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平衡路径之前，出现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社会动荡都不足为奇。
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动的背景下，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一极主导的国际格局正悄然发生渐进式的变化，未来的趋势将呈现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局面。
［1］长周期与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和新产品的引入密切相关，每一个长周期都对应着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和大规模扩散，进而引发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变。从长期来看，必须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整修，其基本方向有三：一是由信用货币向实物货币回归，重新回归金本位制或某种商品货币本位制。四是为确保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大势所趋。国际分工的调整和由此引起的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带来全球贸易结构和金融结构的调整。
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机构在危机中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金砖四国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速度，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基本格局，也因之明显增强了其自身在国际上的发言权，进而为参与修改乃至制定世界经济新体制及游戏规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跨部门维度来看，宏观审慎监管涉及整个金融体系在某个特定时间点的风险分布状况，因而特别需要关注各个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和金融产品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如果金融机构持有相似的风险头寸，那么当针对特定风险暴露（如房地产的价值）的冲击到来时，一旦所有的金融机构同时采取类似的降低风险暴露的措施时，问题资产的市场流动性将显著下降，这不仅使降低风险暴露的努力难以奏效，还将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
第三，美元走弱带来的高储备国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巨大潜在资产损失，也是阻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因素。低碳技术、新能源产业、生命科学、生物科技、信息网络产业、物联网技术已经成为潜在的新科技革命的主攻方向。
从一个更长期的视角来看，此轮金融危机仍然属于技术变革周期中的波动，是由于金融资本过度脱离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而新兴市场国家则表现出极其强劲的增长力量，其金融地位也相应上升。
自18世纪后期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五次长周期（佩雷丝，2007）。正如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后果一样，危机后的经济下滑和失业率高企需要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恢复过程。在危机爆发前，经济繁荣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当市场主体对风险的判断越来越乐观时，其风险容忍度也将随之不断升高，其结果是资产价格和债务杠杆螺旋上升，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出现过度的风险承担。从世界经济波动的长周期上看来，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技术范式，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在第一种模式下，实物货币的本位制度显然无法满足当今世界高度发达的经济和贸易对于货币的需求，可行性很小。欧盟宣布将在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以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在世界经济体系第五次长周期中，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的经济衰退风险和金融资产配置失衡，以美国（第五次周期的领导者）为首的发达国家选择实施低利率政策，不断放松金融监管，结果导致了持续的信贷扩张和金融领域的投机行为，最终引发了此轮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事实上，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亮点，并为世界经济的均衡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英国和美国在各自最辉煌的时期，牢牢地控制着全球的经济与贸易格局，它们的主权货币在全世界享有无可撼动的话语权。随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赖以形成及运转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改变，新兴力量将对传统的经济势力发出挑战，而这些国家的货币也将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二是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国际货币体系将实现从一主多元到多元制衡的转变。现在的新兴国家大都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随着这些新兴国家力量的增长，世界格局将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3］从时间维度来看，宏观审慎监管要重视风险的时变敏感性，即金融体系的内生性风险随着时间（经济金融周期）而动态变化。实际上，在饱受金融危机之苦后，即便是没有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矛头所向，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也将面临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和制度转变。可以预见的是，正是由于此次危机造成的巨大危害性，世界各国必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危机的教训，重新推动金融资本向实体经济领域的回归，将财富的创造和增长建立在真实的生产活动之上。强调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认为，仅凭微观层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并作出相应的政策反应。
由于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力量结构，因而随着大国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国际话语权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动。从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流通，到二战后美元替代英镑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再到此后60余年德国马克、日元以及欧元等货币的兴衰更替，全球主要货币之间的竞争伴随着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力量转换而不断博弈。
总体来看，这种变化集中表现为世界经济重心向东转移。尽管后危机时期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对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注定将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
金砖四国正在成为全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来源。处于中间情形的分别是再造的西方温和主义和金融地区主义。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正在抢占科技制高点，全球将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在获取超额利润的驱动下，将为采用新技术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继而由于投机过度而加剧技术—经济领域与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冲突，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确立后，将推动技术的扩散和经济持续增长。然而，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只不过是此轮全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社会领域的一次集中反映。三、金融基本功能新格局：重新回归实体经济从一个较长时期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从世界经济周期长波演进的理论来看，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和特殊性。鉴于大萧条以来的惨痛历史教训，世界各国已充分认识到去全球化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巨大负面影响，在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协调和结构改革成为必然趋势的前提下，国际金融新格局呈现出再平衡的多边主义的可能性最大。
一个成熟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被认为能够提供监测和处理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风险的总体框架，从而更加合理地检测金融系统性风险，同时减轻商业周期中的溢出效应。二是提高金融体系的危机应对和处置能力，具体工具旨在完善有序处理倒闭机构的程序，构建事前的危机应对机制、应急计划、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安排等。
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包括：一是减少系统重要性机构倒闭的可能性，具体工具包括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附加资本要求、附加流动性要求以及法律和运营结构方面的监管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上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逆转。
